1941年的一天，“孤岛时期”的上海。
一场与日本侵略者之间争分夺秒的“国宝抢救行动”正在当时蒲石路（今长乐路）上一幢名为“宝礼堂”的花园洋房中秘密进行着。只见房屋主人潘世兹先生正与随从们将一箱箱“稀世珍宝”小心翼翼地抬出洋房外打包装车，一辆、两辆、三辆……随着最后一辆满载着国宝的汽车驶出宝礼堂的大门外，潘先生如释重负，“去吧，我这些心爱的国之瑰宝们，我已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为你们安排下了安全的去处，我坚信一定会等到你们归来的那一天！”
这幢位于蒲石路上的“宝礼堂”曾是中国藏书界的一个“重镇”，潘世兹的父亲潘明训，即潘宗周(1867-1939，近代著名藏书家，字明训)，曾在此藏有100多部宋元古书，据1939年6月9日《申报》上一则有关潘明训去世的消息中称，它的地址位于当时的蒲石路666号。
蒲石路666号“宝礼堂”的现址位于何处？
有关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少文章都提及如今长乐路666号邮电医院内三幢老洋房中西侧的那幢。但笔者以为，这种说法有待商榷。因为只要翻开1940年及1947年两版《上海市行号路图录》进行比对后就会发现，如今邮电医院内的这三幢老洋房在当年蒲石路上自东向西曾分别对应666、668、670三个门牌号码，即如果上述《申报》中所显示信息准确的话，那真正的“宝礼堂”旧址或许应该是邮电医院内东侧的那幢老洋房。
邮电医院内原蒲石路670号
邮电医院内原蒲石路668号（左）与666号（右）
曾经居住在“宝礼堂”中的潘氏家族祖籍广东南海，后迁居上海。19世纪中叶，潘梓山（也有写作“潘朗三”）初任工部局买办后，该家族中先后又有多人接连担任工部局买办一职。（宋钻友著《广东人在上海（1843-1949年）》）这段经历为后来潘明训收藏古书积累了可观的资本。潘氏家族原先居住在现山西北路康乐里，后潘明训一支族人迁居至蒲石路666号。潘明训一生酷爱藏书，曾在“宝礼堂”中收藏有甚多古版书籍，其中尤以宋元古本最为珍贵，而“宝礼堂”之名的由来据说就与他的一次“收书经历”有关。话说当时袁世凯之子袁克文在沪生活，因挥霍无度，终至依靠出售旧藏来维持生计，后来袁克文藏书中的十之六七均被潘明训收进了“宝礼堂”。这些“宝贵礼物”，据说就是“宝礼堂”之名的由来。
潘明训除了收藏古书，有时也会为这些珍宝寻找更好的归宿。如当时上海有一位藏书家陈清华，他与潘明训分别收藏有宋版《河东先生集》与《昌黎先生集》。一天陈清华与潘明训二人商量：“世人向以韩（愈）柳（宗元）二人并称，故韩柳二集理应并置一处为宜。倘若两书分居两处，能无失群之憾耶？鄙意两书各作现大洋二万元，或以柳文归君，或以韩文归我，胥以二万元偿其值，未知尊意如何？”潘明训听后深感有理，于是便将自己的这部忍痛让给了陈清华。
此外笔者也查询到有关潘明训捐赠古书的记录。据1931年6月28日《申报》报道：“（圣约翰大学）图书馆所得各方捐赠图文书籍、凡三百九十八种、四千二百九十五卷、中以潘明训先生所赠宋元珍籍为最”。
潘氏家族居住过的山西北路康乐里
1939年潘明训去世后，其子潘世兹子承父业。1941年随着日寇铁蹄临近，潘世兹深恐这些国宝落入敌手，于是便赶在日寇前将这些宝物提前秘密转移至香港，并花巨资保存在银行的保险库内。这一存大约就是十年的光景。其间曾有几个美国人和日本人有意重金收购，但潘世兹始终不为所动，宁可自己支付着高昂的保险库租金也绝不能让这些国宝流失海外，对此他曾这样说道：“这些国宝本来就属于国家，我不能为了金钱而出卖祖国文化。这些书献给国家，才能得到更好地保存，同时发挥它们更大的作用。”
20世纪50年代初，在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的关心以及潘世兹和收藏鉴赏家徐伯郊等人的努力下，这批国宝从香港安全运回上海，并于不久后北上入驻北京图书馆善本室，为了感谢潘世兹在保护这批藏书中所作出的贡献，北京图书馆在编印善本目录时，特意将“宝礼堂”的书名下注明“潘捐”二字以示纪念。对于这段经历，黄裳曾在《唐女郎鱼玄机诗》跋语有云：“今冬宝礼堂藏书归公，自海道运归。入京之前，徐伯郊氏招余往观，匆匆得见宋本三十许种，皆精绝。此册亦在，已裱成册页矣。云烟过眼，未能忘情。今乃无意中获此影本，与原迹不差毫厘，观之忘倦。”
1987年，潘世兹在接受《解放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从小受父亲的教诲，做人以礼义为重，不为金钱失节。他曾对我说过，买下这件国宝是不让它流失到国外；但它既是国宝，就不应该只属于潘氏家族所有。他不惜耗费万两白银，聘请精工巧匠，刻成书版，并请著名版本专家监造，刊印一百部复本，分赠全国各大图书馆，供经学研究者和古籍爱好者一起鉴赏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一有报国的机会，我就决定将国宝运回大陆，捐献给国家。”
潘世兹晚年仍然孜孜不倦，为传承弘扬中国文化默默地作出着自己的贡献，由他所英译的《三字经》在新加坡出版后，还被新加坡定为新加坡儿童的必读书籍，成就了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又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