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二次到苏州吴江的费孝通江村纪念馆。上次去已是五六年前了，临近中午，纪念馆铁将军把门，吴江的朋友帮我打了电话，才奔来一个满头大汗的大叔，将大门打开。记得那天骄阳直逼荷塘，柳枝间的蝉不知疲倦地吟唱，我们蜻蜓点水似的转了一圈。这次不同，村干部请来曾24次接待费老的“农民教授”姚富坤先生讲解，我们逗留时间也长，看得格外仔细。
费孝通江村纪念馆
社会学家费孝通的学术生涯，是从一篇论文《江村经济》开始的。所谓江村，就是宋代词人杨万里笔下“望中不著一山遮，四顾平田接水涯。柳树行中分港汊，竹林多处聚人家”的开弦弓村。开弦弓村的水系由两条交叉的河流构成，一条弧形似弓，一条笔直如箭，弓箭引而不发，张力十足。
纪念馆是在费孝通诞辰100周年之际（2010年），当地政府利用一个水塘建起来的，占地面积1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200平方米。展馆建筑在设计上吸收了粉墙黛瓦、亭台楼阁的江南水乡特色，以一层楼为主体，朴素低调，简约疏阔。因为临水而建，所以用一圈亲水走廊将各个展馆贯穿起来，从空中俯瞰，整个建筑群落组成一个“弓”字。
费孝通出生在苏州府吴江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接受的是新式教育。他在东吴大学附属一中读书时就开始发表文章，高中毕业考进东吴大学，学医科。跟负笈东瀛的鲁迅相似，他当时也认为中国人最需要转变的是思想，于是在1930年转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毕业后受梁漱溟先生之邀，到当时的山东省邹平县参加乡村建设工作。用现在的话说，费孝通是一个走基层、接地气的知识分子。
纪念馆里的费孝通书法作品
1933年，费孝通去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读研究生，师从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成为中国最早在本土获得社会人类学硕士的青年学者。不过，费孝通在半个世纪后忆及当时情景时十分感慨：当时的社会学都是西方人占据主导地位，在研究不发达民族和国家时总是带着居高临下的态度，称研究对象为“野蛮人的社会”。有些老师的调查结果就是堆砌了很多数字，既枯燥又没有说明意义，于是他觉得“我们商议要自己深入到社会里去做调查”。
1935年12月，费孝通携新婚妻子王同惠到广西瑶山进行社会学调查。按照通常的说法，费孝通误入瑶民设下的“虎阱”，被落下来的木石压住身体。王同惠奋力把石块、木棍逐一搬开，但费孝通因身受重伤不能站立。王同惠赶紧跑出森林求援，不幸跌落进山沟。第二天傍晚人们才找到费孝通，第七天才在山涧中发现了王同惠的遗体。而据姚富坤先生解释，因为考察途中费孝通对怀有身孕的妻子关爱有加，惹得不够开化的当地向导“非常看不惯”，一径走在前头，与他们拉开距离。想不到岔路口摆放的指路树枝摆错了方向，致使小两口迷了路。
失去爱妻的费孝通强忍悲痛完成了《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1988年出版时署名费孝通、王同惠。1936年他还乡养伤，并为出国留学做准备。这时，姐姐费达生——一个了不起的时代新女性，已经在开弦弓村建起了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这个合作社可以说是中国农民最早经营的制丝企业。费达生请弟弟去住几天并顺便进行社会调查，费孝通便在开弦弓村逗留了一个多月，收集了大量一手资料。
当年秋天，费孝通抵达英国，师从伦敦大学的布·马林诺斯基完成博士学业，毕业论文《江村经济》一下子震惊了西方社会学界，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由此可见，费孝通的学术成就最早是西方人首肯的。接下来费孝通写出了《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皇权与绅权》等一系列社会学著作，在1981年重访开弦弓村后又写了《三访江村》，为深化农村改革，特别是发展农副业和乡镇企业贡献了重要思想。
费孝通江村纪念馆里还附设了费达生专馆，有一张彩色照片让我动容：费老与老姐姐玩着“你拍一，我拍一”的游戏，返老还童的那一刻，表情慈祥仁爱。费达生比费孝通还高寿，与弟弟同年谢世，晚走了几个月。所谓“仁者寿”，我相信这一点。
这次参观还有个意外收获：我发现费孝通对家乡风物和美味很是在意，还写了不少美食文章。我问姚富坤先生有没有费孝通单独成集的美食随笔集子。他倒反问我：这个真可以有，对吧？自1936年《江村经济》问世后，费孝通先后二十六次访问江村。江村已不再是地理意义上的开弦弓村了，而是作为世界认识中国农村的一个窗口，被赋予对外开放和民族复兴的意义。
图片来自新华社
今天，开弦弓村的老树小路还在，一弓一箭的河道依然，民居多半保留着粉墙黛瓦的式样，屋前屋后还有隙地种些蔬菜或花果，石榴花在绿荫深处盛开。我们参观了由一幢20世纪60年代礼堂改建的村民文化讲堂，欣赏了两位年轻人表演的提线木偶昆曲。村口还有一个正在建设的市集，我很期待哪天能在这个半开放的市集逛一逛，买点鱼虾瓜菜。
最后，我们走进一家民宿喝阿婆茶，除了盖碗熏豆茶之外，还有青团子、黑麻糕、扁尖豆腐干、淡虾干、葵瓜子、鳗鲡菜（腌菜心加油加糖一起蒸，因色泽乌亮形似鳗鲡而得名）等，简直就是一桌丰宴。民宿女主人周小芳说：“费老来我们家喝茶，也是这样的。”她是本村人，少女时代多次见到费老坐的船在码头停靠，费老登岸后，像走亲访友般的来到村民家。他不住政府招待所，喜欢在濒水的周文昌家投宿。想不到，后来她居然嫁到了周家，成了里里外外一把手的“家主婆”，也多次接待费老，至今还保留着费老在他家临时办公的书房布置。那间书房，只一桌一椅一柜而已，窗外可见老树新花小清河。
周小芳在庭院中打扫卫生。图片来自新华社
周小芳指着墙上的照片告诉我：“费老每次回到村里，就喜欢住在我家，与我公公和先生都谈得来。”我一看，墙上的信息十分丰富，除了费老重访江村的照片，还有不少大学生、研究生以及中央农业农村部干部进行农村调查时投宿此处的留影。许多人一住就是几个月，逗留时间最长的北京某摄制组，为了拍摄一年二十四节气的物候变化，住了整整一年半。
村里还有一条“足迹路”，就是当年费老上岸后经常走的村路。周小芳的民宿也叫“足迹”。以前的瓦房已经改建为4层楼房，地砖铺成的小道十分平整。厨房是利用老屋改建的，用上了液化气，烟囱则纯粹是摆设。周小芳的先生是美术老师，女儿在村里当会计。她早就想退休了，但是客人“不允许”，慕名而来的大学生们口口相传，下一届的毕业生也早早地预订了房间。江村在，读社会学的大学生就会源源不断地来，沿着费老的足迹走进江村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处处倚蚕箔，家家下鱼筌。”这是唐朝诗人陆龟蒙对开弦弓村的描写。如今，新农村建设、美丽庭院建设赋予了江村新的生命能量与文化内涵。这里壁画色彩明丽、村路整齐洁净，而昔日河边垂钓、柳下牧牛的田园图景也被定格在黑白照片中，被留存下来。
倘若费老仍健在，他会不会写一本《四访江村》呢？